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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愈之专门成立复社出版《西行漫记》
2010年12月13日 成都译网-成都翻译网-成都翻译公司 浏览选项:   出处:

 

 

    胡愈之 原名学愚,上虞县人,著名的社会活动家、作家、翻译家、出版家,具有多方面卓著成就的学者。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新中国成立后,曾任《光明日报》总编辑。曾任新中国首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署长、文化部副部长,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、全国政协副主席、民盟中央代主席。

  1986年1月15日,胡愈之先生患气管炎住院已经半个月了。他的精神很好,上午还与邻室的叶圣陶先生笑谈,活到90岁,没有什么不治之症,已经是人生的幸事了。没想到第二天,胡先生突然病重,遽然离世。医生说,是70多年的吸烟史造成的痼疾,是尼古丁要了他的命。这让我想到邹韬奋先生的一段回忆,那是在1932年,“中国民权保障同盟”开会,会上有两个人吸纸烟,“他们都不用火柴,一根刚完,即有一根接上,继续不断地接下去”。他们正是鲁迅与胡愈之先生。

  一晃25年过去了。前些天有人对我说,听说你在写“新中国60年出版家”,胡愈之先生可是一号人物。我就想,为什么是“一号”?是因为他漫长而富于传奇的革命经历?是因为他曾经出任新中国第一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署长?是因为他创刊《光明日报》和《新华月报》、主编《知识丛书》、出版农历《东方红》首印150多万册?是因为他1952年反对滥禁书刊,为《新逻辑学》、《红楼梦研究》、《鲁滨逊漂流记》、《田径训练图解》等图书解禁?还是因为他亲手为新中国建立了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出版体制?

  我觉得,这些还难以体现一位所谓“一号人物”的基本特质。我写出版人物,一直坚持一个理念:在出版官员与出版家之间,并无必然的递进关系;职务性的例行公事,不足以反映一位出版大家的文化风貌。那么,胡愈之先生的基本特质是什么呢?

  上世纪初那一代出版人,大多与商务印书馆相关,胡愈之先生也一样。1914年在他18岁的时候,经张元济先生批准,他以练习生的身份进入商务印书馆理化部。那时他的本名叫“胡学愚”。作为一个只有初中二年级学历的青年,他能做什么呢?在6小时工作之余,他一头钻进商务编译所的图书馆涵芬楼拼命读书。在1915年~1918年间,他不但熟练掌握了英语、日语和世界语,还在《东方杂志》上发表160多篇著译文章。1918年,他开始以“胡愈之”为笔名发表文章。据说他这样做,意在表现对胡适先生“适之”的进化论观点的不满,而“愈之”就有了革命的意义。胡先生写作既勤且快,仅在1923年,就在《东方杂志》发表60多篇关于国际问题的文章。

  胡先生如此超人的才华源于何处呢?有人说,源于他的天赋。他三四岁开始识字,5岁即能吟诗对句,被誉为神童。后来经常有人评价他“头特大,有异秉”。与他同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的茅盾先生曾回忆说:“他身材矮小,头特别大,脸长额宽……总拿着什么外国报刊,低头疾走,不大跟别人招呼。”1939年,邹韬奋先生在《我们的胡主席》一文中也写道,他有“诸葛亮”的绰号,“他的特征是脑袋特大”。“头大”说的是脑容量大,它的潜台词是一个人“天赋的才智”,或曰天才。毋庸讳言,胡先生是一位天才式的人物,无论他做什么,一定会出类拔萃。

    胡愈之先生之出版成就

  先说办报刊。胡先生似乎有这方面的天赋,据记载,他在读小学时,就在家中编辑过《三日家报》和《家庭杂志》。在他70余年的出版生涯中,创办或主编了许多报刊,有些报刊非常有名;而且他创办报刊的数量之多,也排得上“中国之最”。从1920年他与人凑钱为家乡办《上虞声》到1984年创办《群言》,60多年有几十种之多,其中包括1949年创办《光明日报》和《新华月报》。

  再说书籍出版。在这方面,胡先生也是一位奇才。1924年为纪念《东方杂志》创刊20周年,由胡先生主持编辑《东方文库》,计82种,100册。1933年~1935年间,由于邹韬奋先生流亡在外,胡先生在生活书店主持编辑工作,出版图书700多种,被邹韬奋先生称赞为我们的“诸葛亮”,有无限的“灵感”;被胡耐秋先生称赞为生活书店的“总设计师”。另外,1926年胡先生还参与创办了开明书店,为其制定经营方针与出版计划。他在法留学期间,抽空在巴黎学习精装书的装帧技术,写信传授给开明书店的同仁们,被章锡琛先生称为“开明书店的参谋长”。

  回顾胡愈之先生的出版业绩,有3部书必须提及。一部是1937年10月,埃德加·斯诺《红星照耀中国》在英国出版。当时斯诺先生在上海,他收到样书后,送给胡先生。胡先生立即组织王广青、林淡秋、章育武、吴景崧、胡仲持、许达、傅东华、邵宗汉、倪文宙、梅益和冯宾符11位译者分头翻译,他本人也以“陈仲逸”为笔名参与其中。为了顺利出版,胡先生把书名改为《西行漫记》。他还为此书专门成立一家出版社“复社”。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,就推出了新书。当时资金不足,杜月笙先生资助1000元,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
  另一部是1938年出版《鲁迅全集》。这部书稿600万字,由巴人、许广平编辑,拟出版20卷。胡先生也把它放到复社出版。为此,他做了两件重要的工作。一是请宋庆龄和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先生出面支持;蔡先生还题写了书名,并且在序文中写道:“最近时期,为旧文学殿军的,有李越缦先生,为新文学开山的有周豫才先生即鲁迅先生。”再一是组织陶行知、王纪元、巴金、茅盾、周恩来等人四处推介,书还未出,已实现认购百余部,预收款4万余元,孙科、邵力子等国民党人都认购了10套,保证了全集的出版。

  还有一套重要的丛书,即《知识丛书》。那是在新中国成立后,胡先生编书之心不死。1961年,他召集包之静、王益、王子野、陈翰伯、陈原、金灿然在四川饭店吃中饭,提出由几家出版社联合出版《知识丛书》的创意。计划每年出五六百种,编委会中包括茅以升、竺可桢、华罗庚等,一共56人。当时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召开办公会,专门研究《知识丛书》出版的事。时任副部长的周扬先生说,由胡愈之做主编,“这等于有出版界的‘佘太君’出来挂帅,太好了。”胡先生亲自请竺可桢先生写《物候学》。丛书版式由范用先生设计,封面以蓝、绿、黄、红4种颜色分类。第一本是王力的《诗词格律》,后来还有金开诚《诗经》、杨伯峻《文言文法》、沈起炜《文天祥》、李俨《中国古代数学简史》、林森木《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》和华罗庚《运筹学》等,一共出版30多种。时至“文革”,丛书出版戛然而止,这也成为胡先生一生编辑工作的绝唱。

    胡愈之先生之著作影响

  胡先生最有名的著作《莫斯科印象记》,创作于1931年。那时他从法国学习归来,途经苏联作7日参观,归国后撰写此书,一年内再版5次,引起巨大反响。鲁迅先生曾写道:“这一年遇到两本不必用心戒备居然看完了的书,一是胡愈之先生的《莫斯科印象记》,一就是《苏联见闻录》。”那么,胡先生在书中写了什么呢?他说,不是一些观念,或者一些主义。他写的“最大的奇迹是人性的发见”,还有“那样的制度填平了成人与孩子之间的鸿沟”。

  应该说,在胡先生的一生中,他发表的报刊文章最有影响力,它们深刻地反映了胡先生天赋的才华与伟大的思想洞察力。比如,1915年他在《时事新报》发表《世界与世界和平》,成为“中国最早提倡世界语”的人(朱光潜语);1931年他在《东方杂志》发表著名文章《寇深矣!》,率先提出“全民族团结抗日”的主张;1937年他与夏衍先生在《救亡日报》头版,首先喊出“主和者就是汉奸!”的口号,此后又在邹韬奋先生主编的《抗战》上发表《谨防疫病》,反对对日妥协,引起毛泽东关于“反对投降主义”的著名论述,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。写到这里,我就想,这种“开先河、发先声”的英明论断,一个人一生能做一件,就已经不得了了;胡先生看似信手所为,落笔处石破天惊,实在称得上一个时代的巨子。

  胡愈之先生之传奇人生

  读胡愈之先生,“传奇”二字一直在我的脑海中转动。作为一个革命家,他1933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,但一直是地下党员,由党中央直接领导,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。1936年冯雪峰先生受党中央派遣,到上海首先见胡先生与鲁迅先生,再去见夏衍先生。这还引起夏先生的误会,说冯先生“先见党外,后见党内”的做法是错误的。1948年,周恩来问胡先生:“你的(党员)身份是公开的,还是秘密的?如果是秘密的,还是做民主党派工作,如果公开了,就到新华社去。”因此胡先生的党员身份一直没有公开,直到1979年才解密。“文革”期间,冯雪峰先生还因为那段“误解”遭到批斗,但当时胡冯二人为了保守党的秘密,都没有说明原因。

  说到“传奇”,还有一件值得记忆的事情。前一段时间,我对沈昌文先生说,我正在读胡愈之。沈先生说,那你一定要看于友的《胡愈之传》,其中有奥妙。我读后果然发现,其中“奇闻”不少。给我最大的震撼是,于友先生用大量历史事实证明:胡愈之先生是一位伟大的政治预言家,或曰战略家。比如,1948年在国共决战的关头,毛泽东公开预测,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还有两年。但胡先生分析,再有一年就足够了。后来毛泽东接受了胡先生的观点,调整了时间的判断。为此,知情者李一氓先生曾著文《高明的预见》(1986),记述了这件事情。李先生还说,胡先生历来善于分析形势,1974年以后,他们经常在一起做未来形势的估计,胡先生的判断与后来的现实大致相同。

  但是,1949年以后,胡先生的文字几乎都被“官样文章”笼罩着,见不到昔日的锋芒与灵感。有一篇写于1959年的《回忆商务印书馆》,其中对于王云五先生的评价,还充满了怒气。说王云五拿商务印书馆的资本,投靠汪精卫;还说王云五没有学问,在政治上是很坏的人,等等。这样的情绪,让人联想到1932年胡先生主编《东方杂志》时,为编辑《新年的梦想》那篇大稿子,与王云五先生之间发生的不快,他也因此离开了工作近20年的商务印书馆。但1978年此文重新发表时,胡先生写了一段《后记》:“这是大约20年前我的谈话记录。这只能作为一种史料,作为商务印书馆的历史来看,有不少事实与观点可能是不正确的。”确实,在1985年间,胡先生口述《我的回忆》,再谈到王云五先生时,他的口气已经温和了许多。

  胡先生的晚年,或曰“文革”后,他天才的灵感又一次迸发了。1979年6月18日,他写给孙启孟先生一封信,提出在民主党派搞“群言堂产销合作社”的构想,目的是:搞群言堂、不搞一言堂,搞经济自治体,搞股份制,云云。今天读起胡愈之先生的设想,我们还会赞叹:一位伟大的政治家,即使风烛残年,他卓越的预判天才,依然灵光闪现。但是,他这一次的设想结果会怎样呢?我们这些后来者,肃然伫立于胡愈之先生的墓前,目光中充满了敬意和期盼!(中国新闻出版报 2010年12月12日 俞晓群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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