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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艾青诗集》法语译者:与艾青共呼吸
2010年12月14日 成都译网-成都翻译网-成都翻译公司 浏览选项:   出处:
《艾青诗集》法语版翻译者凯瑟琳·韦佳德在巴黎家中。 《艾青诗集》法语版翻译者凯瑟琳·韦佳德在巴黎家中。

艾青在凯瑟琳的书上题字:“给飞霞,谢谢你!” 艾青在凯瑟琳的书上题字:“给飞霞,谢谢你!”

  1979年,法语版《艾青诗集》出版,法国多家重要媒体对此做了报道。紧随其后,译者凯瑟琳·韦佳德还翻译了包括茅盾在内的多位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。在巴黎冬季的午后,本刊特约记者探访了这位年近七旬的法国老太太,翻开她与中国现代文坛、与艾青的一段尘封历史。

  按响门铃,凯瑟琳·韦佳德开门。一年未见,赫然乍现一头银发。“你看,我和朋友打赌,敢不敢不染头发。结果,就有了这个效果,不过也很美。”

  她从来都很美。

  1980年,艾青第一次见到这位他的诗歌的法语译者时,也像我这般惊艳过。不过,彼时,凯瑟琳还是一头熠熠金发,梳成当时中国流行的、乖巧的大辫子。

  在这个巴黎冬季的午后,我们坐在她满是小地毯、书和画的家里,品着中国绿茶,让关于艾青和中国现代文坛的回忆倒流。

  与艾青共呼吸

  凯瑟琳出生在法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,很早便对语言有异禀,在研究了拉丁文、希腊文后,对中文这个东方的神秘文字兴趣益浓。1959年,当她在东方现存语言学院(后来的国家东方语言和文明学院)开始第一学年的中文专业学习时,并不知道,这文字会带给她一生的使命。而这个使命,是为着一位中国诗人。

  她第一年答辩的导师,就是20世纪法国中文发展的领军人物—瑞士汉学家Paul.Demiéville。“这是多大的荣耀。”她说。但是接着凯瑟琳便生下了长子,于是中断学业。四年后,她又从巴黎第三大学转到巴黎七大,继续中文学习。在写硕士论文时,偶然读到Patricia Guillermaz翻译的《中国当代诗集》(1962年,Seghers出版社)。书里,艾青的诗歌使她无比震撼。

  “浓烈的黄土气息和革命热情,让我感到诗人那无与伦比的力量,”凯瑟琳说,“法国人一定要知道他,了解中国如此著名的作家。”更何况,当时她的导师,后来的法兰西院士程抱一(法国著名华裔作家、诗人、书法家)也很支持。据说当年程抱一从重庆来法国的时候,旅行箱里就有一本艾青的诗集。但是在当时的法国,艾青的法文诗歌还很少,只有Guillermaz和李治华翻译过一部分。而要在法国找到艾青的中文书,更是困难。凯瑟琳翻遍了巴黎所有的图书馆,终于在里尔路的老图书馆里,充满灰尘的最底部,找到一本1955年版的《艾青诗集》,那是在1967年。

  彼时,“文化大革命”方兴,艾青被迫害,流放到新疆。凯瑟琳说:“我在翻译艾青的时候,比亲近的人更了解作者,他的一喜一怒,心底最深的情感和敏锐,都了然于心、于笔。我后来见到他,跟他讲:‘您知道吗?我已经和您共呼吸。只是见到您之前,还没有听到过您呼吸的声音罢了。’”

  1979年,凯瑟琳出版《艾青诗集》。书籍出版后,法国多家重要媒体都做了报道,其中就有著名的《解放报》。1980年,凯瑟琳出版茅盾的《春蚕》,1992年参与翻译茅盾的《蚀》。其间还翻译多种中国当代短篇小说。当然,这是后话。

  钱锺书告诉她艾青还活着

  从第一次读到艾青,到翻译他的诗歌,有十几年的时间。但是由于中国的政治运动,使艾青等人的消息极度闭塞。凯瑟琳与作者同呼吸,却无法知道作者在运动中的具体状况。

  “告诉我艾青还活着的人,是钱锺书。那是1978年,我们一起参加在意大利召开的第26届欧洲汉学家会议上。我第一次听说艾青还活着,并且重返诗坛,有望很快搬回北京,我激动到无以言表。话说回来,钱锺书的意大利语,说得真是好!1979年,我翻译的《艾青诗集》出版,寄给北京的诗人。当时艾青并没有完全平反,还有警察监管,不过我的信和书,他都收到了。他在回信里说:‘感谢翻译先生。’嘻嘻,他以为我是男人。”

  不久后,艾青就在巴黎见到了这位“翻译先生”。1980年夏天,艾青到法国参加“中国抗战文学国际座谈会”,有中法军界和文艺界的诸多陪同。还有美国、加拿大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、荷兰、意大利、法国和中国香港等地的学者、专家和专攻汉语的青年约百人。当艾青见到凯瑟琳的时候,她有着小巧精致的五官,身着一袭水绿色的长裙,39岁的人看起来却只有20出头。艾青实在不敢相信自己有如此漂亮的翻译,不胜喜悦。他给她取中文名“飞霞”。

  凯瑟琳说:“艾青很喜欢‘稀薄的红云—霞’这个字,因为他的挚交吴祖光的妻子,叫做新凤霞。吴祖光和新凤霞是艾青所敬仰的,所以便叫我为‘飞霞’。那两个人的友谊真是深刻,患难才见真情的人。”艾青后来又向凯瑟琳推荐王蒙。

  开会之余,艾青来凯瑟琳家做客,和她丈夫、儿女一家人都熟悉。后来主办方组织去凡尔赛宫游览。艾青不想去,凯瑟琳就做他的导游,开车在巴黎转悠,看了协和广场、卢浮宫。诗人半个世纪后故地重游,一定感慨良多。“看得出来,他还是很高兴的。”

  凯瑟琳把所有有关艾青的资料,无论是报道、书信还是照片都珍藏在一个因年久而变黑的皮质绿文件夹里。她拿给我看艾青来参加座谈会时的照片。照片上有艾青、吴祖光,还有刘白羽等人,都很少壮。

  在凯瑟琳珍藏的照片里,有一张是艾青和妻子高瑛在新疆的照片。两个人一起走在路上笑,眉眼和手脚都像小孩子。“高瑛是自愿陪我去流放的女人。”艾青告诉凯瑟琳说。“她当然愿意,面对这样一个纯粹的灵魂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举足轻重的人物,只能惺惺相惜。”凯瑟琳说。

  还有一张照片,是艾青和其他作家一起,抽烟的样子。“我很喜欢这张照片。虽然照片上的艾青很有点沧桑。他曾说:‘在新疆,没有人说话,唯一的朋友就是香烟了!’他说这话的时候,那一口浓重的金华口音,我想北京的很多人也听不明白。我们简直不是靠语言来交流的,凭的是作家与其翻译面对面时直见性命的灵感!”1980年六月,艾青在凯瑟琳的书上题字:“给飞霞,谢谢你!”六个字,一方面是对异国友人在最艰难时期的患难相知最衷心的感谢,另一方面又是这直见性命的简简单单。

  后来艾青去美国,去别的国家游览,都保持跟凯瑟琳的通信。临走前还送给她一个国内七八十年代流行大江南北、有插图画的小本本。小本本上艾青留言:“万里长城万里长,长城外面是故乡”。这是潘子农、刘雪庵在1937年上海创作的歌词《长城谣》的前两句。大概也是这次来法国参加抗日、抗法西斯活动,有感而写的。

  上个世纪80年代,凯瑟琳去北京工作了一段时间,其间也拜会过艾青。有一次和艾青相遇在一个典礼,正好有一座新的诗人雕像在旁边。凯瑟琳说:“您本人比雕像棒多了!”诗人听后大笑,用金华普通话叫她:“韦佳德、韦佳德!”凯瑟琳说:“说来奇怪,他从来不叫我的名,而是用姓。大概还把我当做西方的客人。”

  他们的最后一次相聚,是1986年,在艾青在北京的自家四合院。当时艾青神采奕奕地高谈阔论。后来凯瑟琳回到法国。艾青有重病,到1996年去世。“我是后来才知道他陨落的,多少减少了事件的冲击感。不过,进入到20世纪末,21世纪初,陨落的人还有很多,年龄到了呀。”凯瑟琳无限惋惜地说。

  曾计划翻译《倾城之恋》

  凯瑟琳说,在艾青所有的诗中,她最爱《太阳》、《黎明的通知》和《礁石》。

  “艾青的性格是如此凸显,所以即使受到政治文化压制的时候,他在诗里继续他的声音。这声音里有中国人思维里关于恒久性的表达。所以即使为了避免当局的审查,写最简单的小寓言、小故事,也能把这表达推向极致的真理。在我看来,艾青诗歌经久不变的特色是爆发、简单和直爽。”

  “艾青在上世纪30年代来法国学过艺术,读一点法文。他研究过我翻译的《艾青诗集》。有一天,他无比兴奋地告诉我说:‘您知道吗?这些诗在法语里是如此美丽,比我中文的诗还要好。您就是法国的我,法国的艾青。’”

  凯瑟琳本人对艾青“文革”前夕的作品更欣赏:“要知道,经历过政治运动,诗人的灵魂和身体遭遇折磨,多少还是会受损的。”

  艾青除了诗,画做得也好。有一次凯瑟琳去北京拜访艾青,艾青拿出他的画作,让凯瑟琳挑选,她选了一幅《塞外晚秋图》。那是在新疆时作的,有边疆的痕迹。当然,凯瑟琳的存画有很多,其中也有别的中国文人送的。

  凯瑟琳也翻译过茅盾的作品,喜爱萧红、张爱玲;在欧洲见过巴金和钱锺书等人;更与在法国的程抱一熟识。中国的文坛,在这里汇聚。话说回来,凯瑟琳家书架上的中文书,比法文书还要多。

  她也喜爱张爱玲,并且打算翻译《倾城之恋》,就给彼时在美国的张爱玲写信,并很快收到了回信。信里,张爱玲很高兴有法国读者的支持,并表示会静待法文版的出版。张爱玲果然还是收敛,说话很客气。我和凯瑟琳翻箱倒柜地找张爱玲的回信,可惜一时不知放到哪里去了。留下一个小小的遗憾。后来因为种种原因,凯瑟琳没能翻译张爱玲的书。“对于我来说,中国文学界,至爱的还是艾青呀!”她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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