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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莽:生平最美的结局是书堆
2010年12月28日 成都译网-成都翻译网-成都翻译公司 浏览选项:   出处:

高莽在书房,坐的是他自己做的床。

华君武赠高莽夫妇的“两只老虎”。

高莽画的曹禺等名家的肖像。

普希金遗容面模,普希金纪念馆送给高莽的,本来是石膏的,高莽后来用青铜重新翻拓了。

斯大林花园里的玫瑰,1954年访苏时带回来制成标本,那一年高莽女儿出生。

高莽正在翻译的帕斯捷尔纳克的回忆录资料。

  高莽

  著名俄语翻译家、画家。1926年出生于哈尔滨,1943年毕业于哈尔滨市基督教青年会,笔名乌兰汗。曾任《世界文学》杂志主编、编审。著有《久违了,莫斯科!》、《文人剪影》、《俄罗斯美术随笔》、《墓碑天堂》等,主要译作有普希金的抒情诗,莱蒙托夫的书信集,阿赫马托娃长诗《安魂曲》,叶赛宁的组诗,帕斯捷尔纳克散文体自传《人与事》,马雅可夫斯基《臭虫》《澡堂》等。

  “老虎洞”里的晚年

  老翻译家、画家高莽的家被叫做“老虎洞”,老夫妇俩同岁,今年是本命年,都属虎。客厅、书房里放了很多虎头虎脑的老虎小摆件,书橱的门上贴着一张华君武给他们夫妇俩画的画,两只小老虎,一只蒙着眼睛,另一只在其身后,上面写着:“不是害羞,是点眼药的恩爱。”

  高莽常常自问,21世纪还会有书房吗?外孙曾经嘲笑他“现在一个电脑能顶上你所有的书了!”让老先生不禁感叹:“我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停留在20世纪了。”

  高莽的书房有两间,一间是他日常工作、画画、休息的屋子,另外一间小的是藏书的屋子。藏书那一间的书架上分门别类地摆放着和他的专业———俄语翻译及绘画相关的书。“这几层是普希金的,这是画画的,这架子是历史的,呵呵,这些是打架的———中苏关系,这边几个架子是俄罗斯文学的。”他自己翻译的、写的书也有一个架子。

  “即使分门别类了,现在找书还是不容易,明明知道有这本书,但就是找不着。”老先生说有时候一找就是大半天,累得筋疲力尽,头昏眼花。

  翻译搞了一辈子,高莽的书房里最重要、最常用的书是辞典和百科全书。“哪国的差不多都有,搞外国文学翻译,你不知道会用上什么,英语的、法语的、波兰语的、医学的、文学的、科技的……”不过他现在买辞典有个原则,都买2000年以后出版的“因为变化挺厉害的。”别人从俄罗斯给他寄了一本俄罗斯绘画史的书,过去画斯大林的,现在都不提了,“对还是不对,现在不好说,得过段时间沉淀一下,历史嘛不是那么简单的,不是你一反对就完全否定了。”

  《保尔·柯察金》当媒婆

  1933年,东北正在日本人占领中,高莽7岁,在哈尔滨教会学校基督教青年会上学,这是一所俄罗斯人办的学校,高莽在那里读了十年书,接受的是纯俄语教育。“好的地方是给了我民主的思想,爱上了俄罗斯文学,但是我对中国传统的文化知道得特别晚。”就是因为对中国文化不够了解,高莽说后来做翻译碰了很多钉子。他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有一次给一位苏联木偶戏大师当翻译,陪他看京剧“我看不懂,因为当时也没有字幕,苏联的艺术家问我,是中文吗?是中国的老百姓吗?那你怎么看不懂呢?我感觉到自己欠缺太大了。”高莽开始认真补中国文化这一课。他翻译的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歌,语言优美、传神,至今仍为人称道,但那翻译背后,“基础不好”的高莽花了很多功夫。

  从学校毕业后,他在中苏友好协会做了十年翻译。因为当翻译的缘故,高莽有机会接触中苏很多大师名家,茅盾,巴金,沈从文……“言传身教,只要你仔细,能学到很多东西,”高莽说,这十年做翻译是他很重要的大学。高莽最早翻译的作品是剧本《保尔·柯察金》,“哈尔滨解放比全国早,1946年解放之后我看到这个剧本,震惊得不得了——— 人还能这么生活!”后来翻译了之后就上演了,影响轰动,高莽记得,当时晚上看完戏,大街上人们都背诵保尔·柯察金的台词:“人生只有一次……”

  “我认识我老伴儿也是因为它。”高莽的爱人是哈尔滨话剧团的演员,就是因为演出这个剧本,两个人开始交往。1956年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访问北京,高莽做她的翻译,她送了他们一张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照片,落款就是“你们的媒婆”。高莽笑着说“还不是媒人,是媒婆。”

  画过卞之琳的后脑勺

  高莽今年84岁了,还在工作,手边正在做的是整理关于苏联著名诗人、《日瓦戈医生》作者帕斯捷尔纳克的回忆录,是他父亲、情人的几个回忆录的编选、翻译,“挺大工作量的,也许这是我最后一项工作了。“这是残年的一点生活,”高莽笑着说,“身体不好了,耳朵加上助听器也听不大清楚,眼睛也不好,我现在看书也不记得了,自己写的文章都不记得了,有的一看都不记得什么时候写的。”老先生坦言,没想着留下什么,只是工作的时候心情愉快。

  书房兼做卧室,高莽睡的是他在“文革”后期逍遥时自制的板床和书架。床板底部是装书的柜子,书架则是用几条木板组成,代替了墙“半夜醒来睡不着,我便顺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,看上半晌,眼睛支持不住时再接着睡十分方便。”有人建议高莽把没有时代感的板床和书架处理掉,他舍不得,“那毕竟是我的‘作品’。”

  在他的书房里,有很多他的画作———他画的肖像画。高莽上学的时候曾经和列宾的学生学过油画,早先一直画油画,客厅里挂着他年轻时的自画像,还有最初住在西单时画的风景画。后来老伴儿对油画颜料过敏,改成画水墨。画画是他翻译之外最重要的内容,一小面墙的书架上专门放着他素描的资料,按照类别做成文件夹。打开“中国作家”的文件夹,茅盾、巴金、曹禺、周扬、艾青、夏衍、胡风,丁玲、沈从文、郭沫若等人的肖像速写栩栩如生,有的是开会时画的。高莽嘿嘿一笑,“开会画过卞之琳的后脑勺。”还有一张是萧军的儿子给萧军理发的速写。

  高莽以前老上潘家园淘书,“很多美术书是在那儿买的。”有的放那儿一次次地看还是没买,等到皮儿都卷了才买,“价格还是一样。”有一次看到一套不完整第三版俄文百科全书,当时犹豫了一下,等他再去时,书已经被别人买走了,懊悔了好几天。还有一次是在潘家园看到自己画的《马克思和恩格斯》一书,“文革”后出版的旧书了,用塑料袋装着,一问,800块钱,老板还说,“你不买别打开。”高莽说,这么贵,哪买得起啊!

  高莽说自己有时坐在书房,会望着架上的书籍发愣,一时也说不清自己的感受,好像是和一些老朋友在聊天,在谈事。“书房里的书像一条无形的线,连接着我的现在与过去,连接着我久违的师友……这条线还把我与俄罗斯连接起来,那广袤的俄罗斯大地,那茫茫无际的白雪,那婀娜多姿的白桦林,还有那众多的文学艺术大家的作品,让我在书中、在画册里重又会晤。”在一篇名为《书葬》的文章中,高莽如此描写。博尔赫斯说,他的天堂是图书馆的模样,高莽不讳言地说:“死———能在书堆里,可能是生平最美的结局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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