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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年文化年鉴之逝者·叶渭渠
2011年1月13日 成都译网-成都翻译网-成都翻译公司 浏览选项:   出处:

  12月11日逝世

  大江三岛,观海外瀛洲

  左右何曾分泾渭

  雪国川端,看源头活水

  清浊还须问沟渠

  叶渭渠(1929 -2010),著名日语翻译家,翻译了川端康成、大江健三郎、三岛由纪夫等日本作家作品,出版有《日本文学思潮史》、《日本文化史》等专著。

  “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,便是雪国。”这是叶渭渠翻译川端康成的句子。2010年12月11日,冬天的北京,初雪迟迟不来。叶渭渠等不及了,便决定启程,前往天上的雪国。

  他走得有点急,却早有准备。早在一年前,叶渭渠突发心脏病,幸而抢救及时,慢慢恢复过来。于是他立下遗嘱:“来的时候简单地来,走的时候应该朴素地走,一切从简。”

  叶渭渠夫人唐月梅平静地执行了这份遗嘱。“我不想兴师动众,影响太多的人……所以没有通知他们。”唐月梅解释自己为什么过了两天才对外宣布丈夫去世的消息。14日以后,许多媒体匆忙发布讣闻:

  翻译家叶渭渠逝世。

  在回顾叶渭渠为翻译和研究日本文学所做的工作时,“著作等身”是最常被提到的词。叶渭渠和唐月梅这对学者伉俪,30多年来译、著、编的日本文学、文化书籍,多达200余卷。其中既有川端康成、三岛由纪夫、大江健三郎这样的日本文学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,又有《日本文学史》、《日本文化史》、“东方文化集成”日本文化篇等大部头学术著作。学者止庵这样评价作为翻译家的叶渭渠:“叶先生是非常有成就的译者,他克服障碍介绍的日本作家作品影响了无数中国人。”

  “克服障碍”不是个简单的说辞,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,译介日本文学确实敏感,阻力重重。上世纪70年代末,刚从“文革”苦难中脱身而出的叶渭渠,重新坐回书桌前,发觉思想禁区仍在,谈日本文学只有小林多喜二这样的“无产阶级作家”。“但我认为要介绍日本现当代文学,没有川端康成是不完整的,他是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典范。”叶渭渠曾这样说过,“既然要冒风险,那干脆我来翻译好了。”

  此时的叶渭渠,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亚非文学组的组长,负责编辑一套“日本文学丛书”,他把《川端康成小说选》列入了出版计划,亲自动手翻译。译毕,赶上“反对精神污染”运动,叶渭渠看到了一些语气熟悉的批判文章,说《雪国》是“五等妓女出卖肉体”,叶渭渠喜欢这样的书,就是“嗜痂成癖”。

  类似这样的麻烦似乎没断过,叶渭渠自己也反省:“我也曾经深受‘左’的思想影响,八十年代初,我觉得《千纸鹤》、《睡美人》太颓废了,就没有把它们选进川端文集。经过20多年的研究,才了解日本审美情趣的更多内涵。”

  在出版社做了多年翻译,54岁的叶渭渠终于有机会调入社科院日本研究所,他激动不能自已:“我没有想到年过五十,还有机会踏进我国最高的学术殿堂,实在是我苦苦追求的梦的实现。”

  怎样才是“苦苦追求的梦”呢?1929年,叶渭渠生在越南湄公河畔,父母都是华侨。在越南,他读过两年私塾,然后进洋学堂,老师大多来自中国。高中时代,叶渭渠起初就读的是一所教会学校,政治上偏于保守。他却经常在课堂上偷偷阅读学生运动书报,结果被迫退学,转去一所私立学校。在那里,叶渭渠遇到了唐月梅,两人志趣相投,同为华侨子弟,又是同窗,唐月梅是学生会主席,叶渭渠则是地下学联的主席。“公开的是我领导你,实际是你在暗中领导我。”唐月梅这样对叶渭渠开玩笑道。高中毕业,他们就订婚了。1952年,他们经香港辗转回到北京,华侨委员会动员他俩报考季羡林主持的北大东语系。“既然祖国需要,我们当然就答应了。”叶渭渠说,“当时教学主要服从政治和外交需要,有一次我在上翻译课时,用了‘夜幕降临’这样的文学词语,遭到了老师的公开批判。而且我们不能听N H K的广播,只能听我国对日播放的广播,看日本共产党的《赤旗报》。”

  毕业后,叶渭渠成了国家公务员,在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接待过日本外宾,也当过部委领导秘书,给林林、阳翰笙等人起草讲话稿。1960年,他见到了随团访华的大江健三郎。“当年大江只有25岁,刚刚获芥川奖走上文坛,在论资排辈的日本代表团里,他还是默默无闻的年轻人。”在机关工作的叶渭渠何尝不是此种心境,他开始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翻译和写作,给出版社投稿。

  “文革”是一代中国学人的噩梦。“他们宁愿你吃完饭之后坐在外面闲聊,也不喜欢看到你在家搞文学研究。”叶渭渠业余搞翻译,被指为“想成名成家”、“打野鸭”。待到林林被打倒,阳翰笙也被打倒,叶渭渠作为“黑秘书”,被要求揭发这些曾经领导他的“黑帮”。

  “我有所醒悟,坚决不从,便被指责为‘半路不革命’。”叶渭渠全家被下放到河南劳动改造,他和唐月梅流着泪,把家中藏书当废纸卖掉,只偷偷留下了一本《日汉字典》。劳作之余,翻翻字典,两人彼此提醒,别荒废了学问。

  等到阴霾散尽,已近知天命之年。唐月梅回忆:“我们只能在杂物间支起一张小书桌,轮流工作。老叶习惯工作到深夜,我则凌晨四五点起床和他换班,要休息时就睡在过道支起的行军床上。”在窘迫的生活环境下,他选择川端康成作为研究日本文学的突破口,她则以三岛由纪夫切入,有人说他们夫妇俩“每人守着一个自戕的魂灵”。

  叶渭渠的一生,与日本的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有关。1994年,大江健三郎获奖时,叶渭渠托朋友在日本抢购了一箱大江的书带回来。“国内有人批评说,日本文学研究者都干什么去了?为什么从来没有人介绍这样一位重要的作家?这让我深感有责任向国内读者全面介绍大江健三郎。”2000年大江再度访华,在北京一下飞机,就见到了四十年前接待过他的叶渭渠。“这是我们阔别多年之后的第二次碰面,眼前的故人却都不再年轻。”

  另一位诺奖得主川端康成,在获奖三年之后的1972年4月16日,口含煤气管自杀离世,没有遗书。不过他的遗愿,也是早早留下———1962年川端康成说:“自杀而无遗书,是最好不过的了。无言的死,就是无限的活。”

  这段话,叶渭渠引在了论述川端的学术文章里,并以自己身后的默默告别,表达认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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